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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实践中，过罚相当三个核心要义均在不同程度上被改良，其他法律原则也被引入用以共同实现过罚相当原则的法定功能。
未考虑相关裁罚因素与考虑不相关因素均属于典型的裁罚目的瑕疵，二者一体构成对过罚相当原则的背反，因而该原则对滥用职权标准具有适用余地。依报应主义，行政处罚只有与违法行为相均衡，方能取得道义上的正当性。
在援引过罚相当原则作为说理依据的156例判决中，71份以该原则作为明显不当判定依据，另有23份将其作为显失公正的判断依据，仅有1例涉及滥用职权标准，而且系当事人主张，最终并未获得法院采信。邹拥军诉襄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处行政处罚案中，(70)法院考虑了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可喜的是，我国一些适用过罚相当原则的判决已表达尊重行政机关初始判断权的立场。当然，如果存在多个影响不同的酌定裁罚因素、作用力大小无法判断，此时可以借助比例原则工具予以评价。(27)同前注(25)，叶必丰文，第123页。
对于违背过罚相当原则的量罚行为，在选择司法审查标准时，可适用两阶段分析法。(16)在苏州鼎盛案中，法院在援引过罚相当原则说理过程中，即借用了必要性、妥当性等比例原则的分析构架，主张处罚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损害。美国式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被告人无论获得多大量刑优惠，其在法律上都是有罪的人，而在我国的合作式诉讼模式下，即便被告自认有罪并达成量刑协议，法庭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在法律上无罪或者没有必要适用刑罚时，仍然可以径行宣告被告人无罪。
如果刑事诉讼优先，无疑豁免了民事诉讼各方和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从而与行、民诉讼的举证责任原则不相契合。这种转变，既是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演进规律，又是刑事治理现代性的外在呈现特征，从而宣告了以治理行政犯为规范使命的现代刑事治理时代的到来。同一涉案行为可能既涉行政诉讼，又涉民事和刑事诉讼，从而产生行刑诉讼交叉甚至行政、民事和刑事诉讼相互交叉的问题，三审分离的传统审判机制不仅常常使审判组织难以适从，而且使当事人陷于四处奔波的讼累。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15] 〔英〕格里·约翰斯通、〔美〕丹尼尔·W. 范内斯主编：《恢复性司法手册》，王平、王志亮、狄小华、吴啟铮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03-304页。（三）关于合作式诉讼与对抗式诉讼的关系 一般认为，对抗式诉讼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攻防对抗和激烈争斗，让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从而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精髓在于，控辩双方以形式上的对抗实现了实质上的合作。
相反，前置法之不法行为只有通过刑法的两次定量筛选，才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一是罪质的筛选。结合辖区案件特点，将巡回法庭调整为三审合一专门审判庭的专门上诉法院。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对于这些证据的收集，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法院亦有法定义务调取，行政机关更有法定义务提供。而在刑事司法领域，2007年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化，以及2016年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随着2019年《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颁行的全面推广，则宣告了以恢复性司法为依归、以合作式司法为范式的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在我国的开始。
2018年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案3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7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11件，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案1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2件。至于三审合一的具体推动，笔者建议：（1）细化法律依据。再次，协商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形式，任何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下都会有协商的存在和运用，不同的只是协商的范围、程度等存在差异而已。[12] 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181页。
诚然，作为社会治理最后一道法律防线，刑事立法的规制是有限的，对于不为前置法规制或者不具有前置法不法性的行为，刑事立法不能越位将其规定为犯罪，否则，就是刑事立法权的滥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就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行为构造则在于，行为人违反不得持有枪支、弹药的禁止性义务而持有枪支、弹药。
量刑协议公平性的审查，则旨在践行罪责刑均衡的要求，因为合作式诉讼既要防止刑罚权的过度让渡以致突破刑法的底线和框架，又要防止控方利用信息优势、专业优势和地位优势而导致量刑协议对辩方的实质不公平。最后，按照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和刑事制裁必要性，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进行行为定量解释，以确定行为入罪的追诉标准，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适用解释的分配正义。进入专题： 行政犯 行刑衔接 合作诉讼 。不仅在罪质上只有既具备前置法不法性，又符合刑法分则罪状规定的行为，才是既在形式上具备规范违反性，又在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刑事犯罪行为，而且在罪量上，即便是具备双重违法性的行为，也并不必然被判决有罪。即使行为人不予说明，经查实乃其合法财产的，不以犯罪论处。而程序终极性和实体救济性的并行不悖，不仅赋予了司法对行政的审查权威，以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和保障，而且使得司法乃社会治理的终极法律形式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刑事侦查机关开展的是刑事立案前的审查工作，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刑事立案前的审查程序。至于公司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保障，则可通过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和民事诉讼[6]等制度的合理安排妥善解决。
（3）野生动物虽在2021年纳入《动物防疫法》规制范围，但仍非《食品安全法》保护的食品，亦非《农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初级农产品。在中央全面绘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蓝图的今天，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如何更加科学地推进，以回应这种治理变革？笔者以为，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刑法与其前置部门法的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犯罪治理理念，重塑行刑衔接的刑事规范体系，再造合作诉讼的刑事程序模式，创新三审合一的刑事审判机制，刑事治理体系才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科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16] 〔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5页。如果说对抗式诉讼是以控制犯罪为目标的刚性刑事诉讼模式的代表，那么，合作式诉讼则是以社会治理为依归的柔性刑事诉讼模式的典范。
首先，协商是人际交往的方式或者说交往机制，而合作则是集交往理念、目标、方式等在内的人际交往体系或交往体制，是在内涵和外延上都远比协商更为丰富宽泛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囿于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损害了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再对公司判处罚金，将会加重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损失程度。2017年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9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22件，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7件，全部是行政优先处理的典型适例。由此决定，如果不能首先确定秩序的架构，更无法厘清秩序框架下的私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判定侵权事实、认定侵权责任。
[14]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如果行政犯治理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刑事制裁的必经前置程序，则无疑表明，只要行政不法案件案发时已过行政处罚时效，不仅行政机关不得行政处罚，而且司法机关亦不能刑事追诉。
在这个意义上，对抗式诉讼本身也是合作式诉讼，故而认罪认罚从宽等合作式诉讼，并非刑事诉讼模式的再造。（4）加强职业共同体建设。
而在后审理的刑庭即便按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简化审理，但究竟哪些应予简化，具体如何简化，没有亲历过行、民诉讼，恐亦难考虑周全，运行适当。所以，合作式诉讼也好，对抗式诉讼也罢，其实都是对庭审实质化要求的落实。
这是因为，行政犯的法律责任乃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总和，当其中两个加数即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增大并得到切实实现时，刑事责任的量可适当减小从而从宽处理，包括定罪从宽、量刑从宽和行刑从宽。这是因为，自然犯治理的前置法主要是民商法，既包括民事制定法，又包括民事习惯法，故而即使是一个法盲，也知道盗窃他人财物违法，既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可能面临刑事制裁。翁晓斌、龙宗智：《罪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人民检察》1999年第4期，第9-10页。即：为具有双重不法性的行为设定刑事追诉标准，设定的依据是前置法与刑事法之制裁配置的前后衔接和比例递进。
不过，行政诉讼先于民事诉讼，是否会引发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的废驰？笔者以为不会。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不清、证据存疑、认识分歧较大、情节严重的行政犯案件，适用不予简化甚至愈趋繁密细致的刑事诉讼程序，两者分驰并行又在情况发生变化时相互转换、通力合作。
故而，持有既不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更不是非行为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只是持有型犯罪的一种统称，就某一具体持有行为而言，或者仅系作为，或者仅系不作为。只不过，适用合作式诉讼模式处理的案件，不仅和对抗式诉讼模式一样，大多已经过行政执法的先行处理，而且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各方认识没有根本分歧、争议不大，按照当繁则繁、当简则简的庭审实质化要求，对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简化改造和变更适用而已。
即：从前置法不法行为中筛选出严重者，形成刑事犯罪行为的定型即罪状，筛选的标准既有被侵害法益的宪法价值大小权衡，又有法益被侵害的严重程度高低比较。更何况，一个案件行、民诉讼既然应由中级法院审判管辖，又为何将负有断罪科刑之责的刑事诉讼限制在基层法院，从而使其与同一法益保护所涉的行、民诉讼分由不同的审判庭审理呢？抛开行、民诉讼的审级不论，即便同一审级的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合议庭组成不同，相同案件的审理结果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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